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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与再审信访关联度分析 调研报告

2019-07-31 16:32:28


以昌吉州两级法院为视角

摘 要: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与农村之间差距较大。法院肩负着化解矛盾纠纷的重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矛盾纠纷纷繁复杂。本文主要结合昌吉州两级法院近三年来相关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的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重点调研民商事审判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相关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并对上述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的再审信访案件进行调研统计,并选取昌吉州两级法院的典型案例,进而对其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与再审信访关联度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发展方向——“重调精判,案结事了”,为法院系统更好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必要的参考,具有课题研究价值和意义,为后期审判实践提供更好的指导。

关键词: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再审信访;重调精判

一、引言

(一)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检视

从中国古代官方对待诉讼的态度看,纠纷解决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保护人民的权利,而是用于维护社会秩序。通说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或者说是帝国的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所以有些人指出,儒学有复杂的“秩序”情结。基于这一考虑,孔子提出“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的说法,这也成为中国古人厌恶诉讼的证据。在儒家眼里,这些纠纷的诉讼行为,对于保证社会秩序和谐没有只有负面效应而没有积极的价值。从中西方两种诉讼类型之间的差异来看,根源在于诉讼的理念来源不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系统中,是找不到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清代法律只关心社会秩序,它不是绝对的权利意识,它只是独立的行政处罚法和尺度。中国古代人将民事纠纷提交给政府,主要是想寻求他们的正当权利得到保护。但是,政府为了防止造成社会由于“争权夺利”而产生令人不安的情况,对纠纷采取一定的解决方案。不像西方认同人民保护自身权利的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的思想,“德治”的道德理想主义被广泛应用于民事审判,以其作为裁判的原因及根据。因为有共同的“德治”思想来裁决纠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

(二)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发展

法院主要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公共机构,通过解决纠纷保持公众的信心及社会的稳定。多年来,对大量的案件而言,传统的审判程序提供的解决纠纷的方法是稳定的、公平的。法院的程序规则保障当事人的正当程序,并由法院出具书面结论予以确认进而加强公共价值。但是如果当事人坚持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法院将对所有案件适用严格的程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进入审判阶段,有些是因为法院不能及时审判,但更多的是因为双方当事人不能或不想进入审判阶段。一段时间以来,传统的对抗模式虽然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没有提供他们寻求和解的机会,或者保持现有的关系或进行私密的保护。对于其他一些当事人,审判程序的规则行使起来将会付出较大的诉讼成本。即使对那些想进入审判程序的人而言(例如,寻求新的判例或解决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传统的程序对于案件的解决也可能是阻碍或延迟,而不是促进案件及时高效的解决。当法院不能满足当事人的诉讼需求,法院很可能成为一种高深莫测的机构。为了维持公众的信心和保持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公共机构的功能,法院必须随着公众需求而变化。对于许多当事人而言,通过传统的裁判,也许不会像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给他们带来好处和机会。以调解为例,调解不像传统的审判程序那样,将焦点集中于法律适用与查清案件事实上面,也未必有审判“赢家通吃”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调解使各方形成一个具有创造性和令双方当事人更满意的结果。审判是僵硬的,而调解则是灵活的。审判活动的进行使法官保留了对于司法裁判权的控制,但是调解使当事人更多的控制争端解决的程序和结果。

二、昌吉州两级法院近三年来民商事审判结案总体情况

我们调研了昌吉州两级法院近三年来相关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的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重点调研民商事审判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相关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并对上述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的再审信访案件进行调研统计。

(一)近三年来部分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的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统计

自2015年以来,昌吉州两级法院共审结民商事案件82804件,其中昌吉州中院共审结民商事案件7696件。近三年昌吉州两级法院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基本情况如下:

附表一:昌吉州各基层法院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统计

附表二:昌吉州中院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统计

附件三:昌吉州两级法院再审信访案件数量统计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从收案数量上来看,自2015年至2017年,昌吉州两级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数量大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昌吉市法院、奇台县法院、呼图壁县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数量位居前列:自2015年至2017年昌吉市法院收案 20261件(2015年收案6393件,2016年收案7287件,2017年收案6581件),奇台县法院收案12935 件(2015年收案4086件,2016年收案4835件,2017年收案4014件),呼图壁县法院收案9907件(2015年收案3111件,2016年收案3477件,2017年收案3319件)。

2、从结案数量上来看,自2015年至2017年,昌吉市法院结案18008件(2015年结案5225件,2016年结案6747件,2017年结案6036件),奇台县法院结案11285 件(2015年结案3641件,2016年结案3966件,2017年结案3678件),呼图壁县法院结案9294件(2015年结案2969件,2016年结案3251件,2017年结案3074件)。

3、从结案方式上来看,2015年至2017年,昌吉市法院判决6399件,调解7704件,撤诉3745件;奇台县法院判决3709件,调解3831件,撤诉2816件;呼图壁县法院判决2636件,调解4453件,撤诉1678件。

综合以上情况不难得出,伴随着民商事案件数量的持续增加,纠纷类型的日益复杂化,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同时,也揭示了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昌吉州两级法院还需迎接更多的挑战,全面深入的分析这些问题所在,是提高此类案件审理效率及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近三年来民商事审判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相关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统计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自2015年至2017年,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法院有: 2015年昌吉市法院调解2145件、调解率41%,呼图壁县法院调解1439件、调解率46%,吉木萨尔县法院调解1247件、调解率45%;2016年昌吉市法院调解2780件、调解率41%,吉木萨尔县法院调解1720件、调解率47%,呼图壁县法院调解1528件、调解率49%;2017年昌吉市法院调解2779件、调解率46%,吉木萨尔县法院调解1527件、46%,呼图壁县调解1486件、调解率48%。

2、自2015年至2017年,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派出法庭有:2015年昌吉市法院派出法庭调解279件,呼图壁县法院派出法庭调解164件,阜康市法院派出法庭调解154件;2016年吉木萨尔县法院派出法庭调解334件,呼图壁县法院派出法庭调解139件,阜康市法院派出法庭调解126件;2017年昌吉市法院派出法庭调解594件、吉木萨尔县法院派出法庭调解361件,玛纳斯县法院派出法庭调解167件。

3、自2015年至2017年,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法官有:2015年奇台县法院祖克热法官调解257件,昌吉市法院李艳丽法官调解220件,奇台县法院杨倩法官调解174件;2016年玛纳斯县法院郑光辉法官调解641件,奇台县法院祖克热法官调解479件,吉木萨尔县法院赵刚法官调解392件;2017年玛纳斯法院郑光辉法官调解573件,吉木萨尔县法院赵刚法官调解421件,奇台县法院祖克热法官调解421件。

(三)近三年来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相关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的再审信访案件统计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自2015年至2017年,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法院再 审信访案件统计:2015年昌吉市法院7件,呼图壁县法院1件,吉木萨尔县法院1件;2016年昌吉市法院0件,吉木萨尔县法院0件,呼图壁县法院8件;2017年昌吉市法院0件,吉木萨尔县法院6件,呼图壁县法院4件。

2、自2015年至2017年,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法院派 出法庭再审信访案件统计:仅2017年吉木萨尔县法院派出法庭1件再审信访案件,其他法院派出法庭均无再审信访案件。

3、自2015年至2017年,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法官再 审信访案件统计:近三年来上述统计的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法官均无再审信访案件。

三、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与再审信访关联度分析

(一)判决结案方式对再审信访案件的影响

判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解决纠纷的动静结合、过程与结果共存的统一体和表现, 这种结案方式在司法解纷格局中占有半壁江山, 具有重要的作用。判决的目的是为了定纷止争,如果判决不为当事人所接受,那么纠纷并没有得到实际解决,甚至有可能演化成新的矛盾。当事人在认为判决对其利益造成不利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对判决的不接受心理,甚至会寄希望通过上访、申诉等程序来解决其问题。涉诉信访会对人民法院判决的既判力造成减损。一些未能得到其预期结果的当事人可能会不服判决而不断申诉、上访、信访。近年来, 人民法院除必须面对巨大的诉讼压力外, 还必须面对巨大的涉诉信访压力, 案件判决的越多, 有可能信访就越多。

案例一:

1、信访人:

信访人:张某某

2、案件的历次处理过程和裁判结果

一审认定事实:1998年6月10日,某勘察院(原某研究院)负责北塔山金矿的项目经理成某与同事马某某受单位指派到亚中停车场租车,经与车主陈某某协商后初步商定,由研究院管吃、住及油料,每日租金160元。6月15日早上,陈某某领童某某(与张某某系夫妻关系)到研究院,童某某同意了研究院与陈某某协商的条件。研究院即租用了童某某蓝色五十铃双排汽车,并给付租金1000元,成某书写了“今收到成某预付车款1000元此据”的收据,童某某在上面写了新A-13326并签名。同月23日,童某某驾车从北塔山金矿工地行至大煤矿7-8公里处,不慎翻车,造成其重伤,同车人成某轻伤。后经抢救童某某于6月25日死亡。张某某向昌吉州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诉,昌吉州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定研究院租用了童某某的车,雇佣童某某为北塔山金矿生活用车服务,并约定管吃、住、油料,日工资160元,研究院也出据了童某某因工死亡的证明,应认定为因工死亡。昌吉州仲裁委裁决:一、被诉人支付申诉人丧葬补助费3322元(1998年度全区职工平均工资6644元÷12×6个月);二、被诉人支付申诉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6576元(1998年全区职工平均工资6644元×48个月);三、被诉人一次性支付申诉人二个女儿供养抚恤金为:大女儿:1504.35(农村平均生活费)×7年÷50%=5265元;小女儿:1504.35×12年÷50%=9026.1元,二项合计为14291.10元;四、被诉人支付申诉人误工补助费每天17元×30天=510元;交通费、误餐费、住宿等补助费600元,合计为1110元;五、被诉人支付申诉人丈夫童某某住院抢救费7878元;六、以上费用总计为53177元,在裁决书生效后15日内一次性兑现。因研究院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1999年5月19日,昌吉市人民法院作出(1999)昌民初字第55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原告某研究院对被告之夫童某某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二、驳回被告张某某的反诉请求。

后被告张某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1999年12月9日,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昌中民终字第56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审查结果:二审生效后,研究院从人道出发,给付张某某20000元。张某某不服,于2001年申请再审,昌吉州中院于2002年3月22日作出(2001)昌中民监字第3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认定张某某申诉的主张雇佣关系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申诉理由不成立。终审判决应予维持。

2011年张某某向张春贤书记信访,该信被批转至昌吉市信访局,昌吉市信访局于2011年7月6日以昌信转字(2011)21号转办函再转至昌吉市法院,要求认真调查核实,妥善处理答复信访人。2012年,昌吉州中院将该案列为院长包案。昌吉市法院通过信访程序向昌吉州中院反馈案件情况。2012年9月7日,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昌中民一提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

2012年9月24日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销(1999)昌中民终字第561号及昌吉市人民法院(1999)昌民初字第550号民事判决,发回昌吉市人民法院进行重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该案重审中原审被告张某某辩称:原审被告对仲裁认定的事实及裁决的项目无异议 ,但计算标准应当调整,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按2012年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5243元的标准进行计算,丧葬费计算为22621.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计算为904860元、原审原告及二个女儿一次性供养抚恤金计算为298603.80元。原审被告对于仲裁裁决的误工费等合计1100元及童某某抢救费用7878元无意见。另原审被告十几年申诉,原审被告要求原审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购房款450000元。

一审法院判决:2013年9月5日,昌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昌民再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某勘察院支付原审被告张某某丧葬补助金332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6576元、大女儿童丹供养抚恤金13952.40元、小女儿童欣供养抚恤金23918.40元、误工补助费510元、交通费、住宿等补助费600元、童某某住院抢救费7878元,合计为76756.80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张某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2013年12月10日,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昌中民一再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原审原告将案款56756.80元(扣减1999年12月已付张某某的20000元)交到昌吉市法院。昌吉市法院通知张某某领取,但其拒绝领取。

3、上访人动态和主要诉求

张某某自2014年开始赴京访,至今已四次。2015年5月,张某某到北京上访,被昌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2015年5月26日释放。其主要诉求为:1、要求按照2012年自治区因工死亡标准赔偿丧葬补助金22621.5元、一次性供养亲属抚恤金298603.8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04860元;2、误工补助费、交通费等同意维持仲裁裁决1110元,住院治疗抢救费7878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4、购房款450000元。以上共计1785073.30元。

4、矛盾化解过程

2015年5月26日,昌吉市人民法院邀请昌吉州中院、昌吉市党委政法委、昌吉市人大、昌吉市委群众工作部、昌吉市滨湖镇、昌吉市司法局等部门,在昌吉市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听证,听取了张某某的信访诉求。张某某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昌吉市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涉诉信访终结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的实施细则(试行)》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经高级法院或中级法院再审或复查,作出的裁判或者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公正,法律程序已经穷尽,上访人又提不出新的理由和依据的”;第三款规定:“案件错误已经纠正,上访人的合法诉求已经得到司法保护,但上访人继续缠访的”之规定,张某某信访案符合终结条件,应当终结。2015年6月4日昌吉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终结张某某的信访。

(二)调解、撤诉结案方式对再审信访案件的影响

调解或者撤诉结案案件无上诉且极少申诉、再审及上 访。近年来,涉法涉诉问题占信访总量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势头,处理的难度较大,还存在着“案结事难了,结案不息访”的问题。我们认为,要坚持和谐司法,就要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调解集法、理、情于一体,能较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是解决基层群众矛盾纠纷的最佳方式,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调解结案的案件不存在上诉的情况,且极少申诉、极少再审、极少上访,不仅能定纷止争、节约诉讼成本、节省司法资源,而且对于法官个人或者法院绩效考核无负面影响。例如,2017年,昌吉市法院审理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数量位居昌吉州两级法院第一,共审结此类案件100件,调解80件,撤诉13件,调撤率高达93 %。根据上面我们统计的数据反映,近三年来民商事审判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多的相关法院、派出法庭及法官,其涉及的再审信访案件数量极少或者无再审信访案件。

案例二:

2014年4月11日,原告齐某某经昌吉市滨湖镇五十户村村民委员会同意与被告昌吉市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双方约定:原告将其承包的五十户村民委员会的16.8亩耕地转租给被告用于种植啤酒花;合同期限为五年,自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土地租赁费每年每亩700元,并于当年4月1日前付清。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至2015年两年正常履行了合同所约定的义务。2016年,被告昌吉市某公司因资金缺乏等原因至今未向原告按期给付土地租赁费,且被告自2016年春季开始至今对租赁的土地不进行经营管理和采收,遂引起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应诉后,对原告所诉事实基本认可,原、被告双方同意协商解决,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齐某某与被告昌吉市某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从即日起予以解除;二、被告昌吉市某公司须于2017年5月5日前将租赁原告齐某某16.8亩耕地上的附着物(包括地埋、水泥杆、铁丝等)清理完毕,对土地恢复原状;如逾期清理,被告则须向原告赔偿损失11760元(16.8亩×700元/亩)。

上述案例系昌吉市法院滨湖法庭调解结案的46件原告齐某某等诉被告昌吉市某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一件。一直以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其具有保障农民生存利益的功能。土地纠纷案件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敏感度高,纠纷中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需求错综复杂,农民群众情绪大,很容易激化矛盾,更易引发集体诉讼,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之农民群众法律意识淡漠,一些群众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群体性上访事件。上述46件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案件于2017年年初诉至法院,原告均系昌吉市滨湖镇五十户村的农民,涉案人数较多、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春耕不等人,快审、快结、快执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调解为最优的结案方式。滨湖法庭积极与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沟通,找到被告后多次给双方做调解工作,最终成功调处该46件纠纷,实现了当事人握手言和及加强法院能动司法的“双赢”。

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发展方向——“重调精判,案结事了”

(一)民商事审判调解机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检视

“仇必和而解”。根据《汉语大字典》的解释,“调,和也”,“调,和合”。调解的根本目的在于消弭争端。调解能够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仅能“息事”,亦可“宁人”。调解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法律传统。尤其我国传统法制并不鼓励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因此调解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其包含着的“无讼”理念和古代社会的“厌诉”心理,符合我国古代人民“和为贵”、“忍为上”的价值观念,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法制层面的体现。清代有一起“兄弟争财案”,判官陆陇其“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即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此唤弟弟,彼唤哥哥”,结果“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陆陇其在判词中写道:“夫同气同声,莫如兄弟,而乃竟以身外之财产,伤骨肉至情,其愚不可及也……所有产业,统归兄长管理,弟则助其不及,扶其不足,……从此旧怨已消,新基共创,勉之,勉之。”(《陆稼书判牍·兄弟争产之妙判》)。看到这里,真不禁让人拍案称奇。试想,若判官陆陇不问情理,将兄弟之间的财产分割的一清二白,兄弟之间的骨肉亲情尽灭,彼此之间的旧怨成仇,终将会“此生不复相见,老死不相往来”。当代中国的审判调解区别于古代的调解,其以古代调解为文化基础,随我国社会状况不断完善与发展,并通过立法加以确立,是新中国法制发展的辉煌成就。

1、传统表现

调解制度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纠纷解决方式,体现在,州县衙门拒绝接受简单的民事案件,甚至即使不知道受理的是简单民事案件,也不会实际审理,转为由民间绅士或贤达调解,或通过政府和民间共同互动来解决纠纷。在州县司法方面,根据黄宗智对清代宝坻、四川巴县等地衙门民事案件的研究,证明了除由地方县官受理审结的案件之外,还有提起诉讼,在州县的态度影响之下,通过民间调解成功解决,没有进入审判阶段。黄宗智认为,除了传统上官方审判和民间调解之外,还有一个不被人注意而介于这两种形态之间的纠纷解决领域,即未经堂审而以调解的半正式途径去解决争端。梁治平等人对此持否定意见。

2、形成原因

(1)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的要求

传统中国社会是流动性较小的乡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形成了习惯的固定的生活模式,受血液和地缘的影响,熟人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在一个地方的人熟悉彼此,互相依赖。受“熟人社会”的限制,人们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之下,不想撕破脸。在农业文明社会,中国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调解不仅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也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在儒家看来,“礼”为基本准则与尺度,确定了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各种措施,人们必须遵守于礼,它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法律只是一个特定的和补充的形式,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一个重要特征是礼治而非法治。州县衙门压制那些“鼠牙雀角”之争,拒绝接受以“蝇头小利”引起的诉讼,其实是为了让乡土社会避免因为小争端导致破坏社会和谐的关系。 在现

在基层法院受理的5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是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民间借贷等于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相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在司法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诉讼成本。法院依法判决后,不是当事人不服法院,就是法院难以执行,一场官司十年仇恨,甚至导致纠纷加剧,影响社会稳定。这些矛盾和纠纷的非诉讼调解组织解决有一定的优势,非诉讼调解组织根据当地的伦理道德,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和习惯,同时根据法律,快速的调解,以成本最低的方式促进纠纷的解决,不仅符合我国熟人社会和家庭人际关系的社会现实,这种类似于中国的儒家文化浸染的道义上的支持,使当事人可以通过非诉讼调解组织的“理由”来解决纷争。尤其是非诉讼调解组织构成的灵活性,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达成统一,更容易实现正义,最大限度的统一法律与人情,在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起着难以比拟的优势作用。

(2)“无为而治”的理念

对于诉讼调解形成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分析,但它们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受私人世袭君主制的规定,但也不具有现代专、理性官僚制的色彩。一方面,中国的皇帝不受法律约束,其权力的行使随心所欲,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另一方面,君主政体下,有一个官僚制度,按照章程及规定的程序操作。韦伯没有探索,为什么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有着这两种矛盾的结合,只能单独的称为“世袭君主官僚制”。韦伯对中国官僚制的理解,并没有考虑到以下非正式或半正式的部分县衙门,也不管这个系统和正式的官僚系统的进一步区别,只是单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近代西方,国家和地方自治组织之间的对立关系。黄宗智对诉讼与调解对接的理解,这是基于对清代民事案例的研究。他指出,韦伯的“世袭君主官僚制”的命题,不仅适用于整个统治体系,也可以用来了解清代地方政府。他认为,作为官僚主义形式的一部分,州县官必须照章办事,循规蹈矩,即必须按规程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决。但同时,作为对君主专制的统治思想的延伸,州县官又独揽大权。在民事纠纷中,没有引用法规,相反为了拥有更多的个人专断的权力,避免书面法律的约束,州县官往往依赖于民事调解。将审判和民事调解相结合,成为清代和近代中国民事纠纷的一大特色。从历史上看,中国帝王专制能力很强,它的基本结构,至少在表面上,其正式的官僚系统只延伸到县一级;州县以下,真实的日常行政职能的实现,地方自治制度将国家权力传导到民间。

这表明中国的统治者是不愿意把国家权力的直接下放到基层社会管理事务,而是倾向于民间管理,以减少政府所起的作用。统治者是在限制当地政府参与管理的权力,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下级官员和官吏衙役。过度的政府干预,将为这些人员提供更多的盈利机会。事多则弊亦多,已成为统治者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为了满足本地控制和国家税收的基本需要,理想的治理方式是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依靠当地的民间力量管理。所谓的“无为”,即“不要造成滋扰民众”。便民、不扰民,不仅符合儒家的仁爱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也为统治者寻求,与当代司法为民的思想一脉相承。宋代王安石的改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方政府强调过多的干预,遭到儒家官僚的反对,导致失败。因此,中华民族传统的基础权力结构不发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因为民间的抵制导致国家缺乏足够的能力深入民间。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来,这种正式的官僚机构和基层非正式的治理方式的同时存在,没有任何冲突,相反,它可能是统一帝国最理想的管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起源是社会稳定情况和国家税收政策。从中国和西方的观点比较,欧洲中世纪后期,虽然在经济、社会结构与宗教文化上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但是政治版图却是四分五裂。连续不断的战争和兼并,使国家的数量从1500年的500个减少到1900年的20多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保持有效的军事机器和集权,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提高税收征收管理,导致国家和人民矛盾的尖锐。但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缺少竞争的条件下,统治者不必将财力主要用于维持部队和对国外的战争,只需要维护一个国家稳定的状态即可。在这种情况下税收较少。同时,地方士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如同出现在欧洲皇室和地方自治力量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当地贵族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对国家表示敬意,遵守法律的基本规定与规则。在晚清中国的统治者,按照“仁”、“德” 的理念,认为没有必要将国家权力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下渗透,他们不需要一个新的财富来源,并对税收的征收没有限制。

(3)民事诉讼的高昂成本

在古代社会,人们放弃诉讼选择调解,除了提起诉讼经常受到逼供遭受痛苦之外,官员腐败导致昂贵的诉讼成本也是主要的原因。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是帝制时期官僚的薪水普遍不高,明清时期尤其低;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员对于其亲属和家庭成员及仆役的支持,需要巨大的花销;三是州县官员对待官员腐败的做法,需要应酬与打点,花销很大;四是以钱捐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当时形势下,这就像市场投资的一种回报,回报是理所当然的;五是在公共和私人的条件不分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用和雇用人员的费用都要当地官员攫取利润来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自然要避免诉讼,免得受苦。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受牵连,就是最大的幸福。英国社会学家西比尔•范德斯普伦格尔( Sybille vander Sprenkel)在他的书中强调,中国人民避免诉讼,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是少数,调解解决的是大多数。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往往是先告知家长,由他们来进行调解。因为家长了解家庭情况,很容易解决事情。法律也赋予族长处理权。如《清律例》便明确规定族人如未立继身死, 从族长依例议立。道光十年( 1830 年) 也下诏:“凡遇族姓大小事件均听族长、绅士判断。为族众中如有不法匪徒,许该姓族长、绅士捆送州县审办。”家庭之外的纠纷,通常由社区、老地方士绅调解解决。元代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 若不系违法重事, 并听社长以理谕解, 免使妨废农务, 烦扰官司。”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不愿意打官司,尽量采取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打官司,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或者为了发泄他们的愤怒,实在调解不成的,通常是不情愿地去打官司。与西方相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中国人不倾向于诉讼。

在当代社会,民事诉讼的高昂成本往往也会让当事人止步于法院大门之外。从民事诉讼的起诉开始就产生诉讼费用,有的还需要请代理律师。除此之外,诉讼还存在二审上诉的问题,而调解则是一调终局,不存在二审问题,也就不用耗费当事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审判终结,当事人还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如果是调解结案,当事人往往会自动履行,则财产无需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更因为是调解结案,通常也不至于产生无休止的上诉、申诉问题。

(4)客观上减小了调查取证方面的难度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都很熟悉彼此,基本上没有隐私可言,因此调查取证比较方便。然而,正是因为彼此熟悉,都是密切相关的,人们认为,一旦出庭作证,这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原、被告之间,无论他们作证对哪一方有利,都势必会得罪另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们一般不愿出庭作证。官方寄希望于民间调解,恐怕与取证困难也有关系。民间调解则不一样,对于老百姓而言,即使他们出庭作证也不会影响互相的关系,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下,往往采取的是协商解决纠纷的话语方式,证人证言可能会冒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但毕竟比在法庭当庭取证要容易一些。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民事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诉讼的成功取决于证据。在明清时期的诉讼,如果不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如果证人拒绝作证,官员则难以完成解决大量民事纠纷的任务。

(二)“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理念形成的现代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法院面对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和诉讼案件复杂难解的局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司法资源、能力的有限性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从2002年开始,最高法院逐步纠正了前期的理想主义改革思路,重振诉讼调解并积极尝试调解的社会化。2005年3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方针。借鉴该方针并结合当前政策环境,思考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方向,在2017年2月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在院内提出了“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的民商事审判办案理念。

(三)“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理念的内涵

1、“重调”的内涵

何谓“重调精判”?“重调”,即用尽一切合法正当的方法进行调解,在穷尽方法仍不能调解解决纠纷时考虑判决。根据诉讼的不同阶段,又可分为诉前调解与诉中调解。

(1)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它发挥调解制度的政治优势和制度功能,借助于法律、道德和善良风俗的力量,促使当事人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矛盾纠纷。对于人民法院来说,诉前调解是指立案前的调解,就是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前,立案法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由法院调解法官主导促使双方达成协议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调解不成,再由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制度。诉前调解具有自愿性、时间的特定性及主体的特殊性等特点,与诉讼调解和诉讼外调解相比较,显现出更多的优势,其性质、效益更符合多元化纠纷解决的内在要求,更符合当代社会追求高效快速的节奏需求。同时,要加强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是加强诉前调解工作。针对诉讼案件数量增加,案多人少的矛盾,要加强诉前调解,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诉调对接中心”,下设调解室,可以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诉前调解,明确工作职责及流程,对经人民调解及法院委派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进行司法确认。例如木垒县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诉调对接中心”,该中心下设1个调解室,返聘1名退休审判人员常驻法院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制定了《木垒县人民法院关于深化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实施意见》,明确了“一案双补”、“以案定补”标准,制作人民调解员名册,特邀1个调解组织和17名调解员开展诉前调解,明确工作职责及流程,对经人民调解及该院委派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进行司法确认,2017年共诉前调解纠纷303件,其中司法确认182件。二是强化案件繁简分流。通过繁简分流工作机制提升审判效率,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实行复杂案件精审、细研、慎判,简单纠纷及时、简审、快判,一定程度上缓解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成立速裁审判组,配备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开展速裁工作,积极贯彻落实“繁案精审、简案快审”,促使案件分流疏导的渠道更加畅通,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途径更加方便多样。例如木垒县法院,成立速裁审判组,配备2名员额法官和3名书记员开展速裁工作,积极贯彻落实“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共适用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民商事案件1391件,占全部民商事案件总数的69.34%。其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502件,平均审理时间为7天,缩短了办案期限,降低了司法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2)诉中调解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自愿协调,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又称诉讼中的调解。上述调解制度包含以下两层含义首先,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我们认为,诉中调解包括庭前调解及庭后调解,庭后调解可以一直延续至判决送达之前进行调解。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双方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即使没有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也应属于调解活动。如果不是出于这一初衷,只是为了顺利对案件作出判决,而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的活动则不属于调解。其次,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除了可以运用判决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外,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说理讲法,进行劝导,多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互谅互让,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从而解决纠纷。

2、“精判”的内涵

所谓“精判”,即“精审、精判、精答疑”,精审即依托庭审固定诉求、固定证据,确定全案关键点;精判即如案件到达调撤不能时,精心制作法理情皆俱、明理服人的判决书;精答疑即精心准备真情温馨的判后答疑工作。在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一点,即绝不调解的案件,例如社会关注度高、具有标杆导向效应的或者需还原真相于社会的案件等。

3、“案结事了”的内涵

重调精判,案结事了,就是强调调解和裁判都是人民法院调处民事纠纷、定纷止争的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案结事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所谓“案结”,即一个案件的审理,从立案到审结、执结,即案件最终的法律程序意义上的结束;所谓“事了”,是指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法律程序意义上的案结所达到事实上的稳定和谐,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从此彻底结束。“案结”和“事了”两个方面要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不可偏废。若案子不办结,则处于悬而未决之中,当事人就会处于担心忧虑之中,其盼望将会落空。而对于法院而言,案子未办结则意味着其未完成职责。结案以后,由于此结论对于事关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利益影响重大,他们会高度关注,做出激烈或者平静的反应。对不接受的结论,他们将显微镜般的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审查一遍,一旦发现了毛病,发现了瑕疵,甚至发现了错误,就会动用一切手段去推翻、去改变。这就出现了我们常说的“案结事难了”。

(四)“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理念的必要性

1、符合当前政策导向

如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向来注重以和为贵的国家,因此,在2004年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世界性主题,随后在2005年以“依法治国构建和谐世界”为主题召开了一次世界法律大会,得到90多个国家大法官呼吁和赞同。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其写入决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法院作为国家非常重要的政权组织与结构之一,更应顺应这样一个潮流。

纵观古今中外,老百姓都希望、都盼望、使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护,纠纷能够得到公正处理,从而息诉罢访,从中解脱出来。然而,“案难结、事难了”却是当前人民法院司法工作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它不仅阻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也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形象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下,尤其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前提下,都要求各级法院及其党委做出相应的举措。立足法院的职责使命,有责任和义务依法公正高效地处理各类案件,提升了我国民事审判的息诉止争功能,努力达到胜败皆服。“重调精判,案结事了”即是法院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良好体现,也是民事审判工作的较高要求。

2、顺应民商事审判大环境

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担负着审判、执行的法律职责,是国家法律规定审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案件的国家机关,也是打击犯罪、处理纠纷的专门司法机关。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法院不仅要将彻底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作为工作目标、也须注重办案效率。从我国目前的司法情况来看,结案难、执行难等问题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涉诉信访的案件仍然存在,尽管法院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然有不少问题,一些到省进京上访的老案没有化解,又有新的信访在产生。在这样一种司法现状下,尤其是我国司法资源还十分有限的形势下,注重“重调精判”、推动“案结事了”,是提高司法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也是促进和谐社会的要求。优先引导当事人接受和适用调解,在“精准调解机制”运行过程中,通过典型案例,向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当事人宣传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强化社会公众接受诉前调解、委托调解、邀请调解等诉讼外途径解决纠纷的意识和观念,将法院的强制判决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手段,培育诉讼解决和非诉解决并重互补的矛盾纠纷解决文化。各级人民法院都要勇敢面对挑战,推陈出新,内修素质、外树形象,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切实贯彻“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的办案理念,推进新时期的诉讼调解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调解结案更有利于案件执行

调解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通过互谅互让、权衡利弊后达成的,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事人一般都能够自觉履行调解协议,而不必过多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使调解协议得到履行。在一定程度上,调解有利于减轻法院的执行压力,节约司法资源。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司法调解通过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的方法,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自动履行程度高,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可以为人民法院节约司法资源,为党和政府节约社会资源。”从实践中来看,调解结案较之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确少于判决。

4、未来法官业务素质的提升方向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是主导,法官的职业素养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重要的影响。从实践来看,引发“案结事难了”的众多原因中,法官职业素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认为,要提升法官的职业素养则要求法官要具备调节能力和裁判能力,即“强调解”并重“精审判”这两种能力。同时还要注重对法官专业素质和道德品行的培养,强化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司法为民”理念,加大法官个人廉政建设力度,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态度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式,强化审判人员的调解意识与审判能力。具体而言,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应尽量用和谐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应及时化解纠纷;对于其他案件,也应尽快查明事实、最大限度地缩短审理期限,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当事人信任法官、信任法律,真正服判息诉。

5、司法改革后员额法官职级晋升的可行途径和导向

“重调精判”的审判理念亦符合司法改革后员额法官职级晋升的要求。员额法官的业务水准、驾驭庭审能力、判断和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以及裁判文书的写作能力都应当不断提升,才能最直接地体现出一个法院的司法人文精神和法官人格魅力。司法改革后员额法官的职级晋升离不开“强调解”并重“精审判”这两种能力。

(五)践行“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理念的举措

1、法院或法院部门绩效考核应将调解率设置为首重指标

正如肖扬强调,调解制度根植于我国的长期司法实践,因其具有许多优势而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调解与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吻合,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具有裁判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针对适宜调解结案的案件适当地着重调解,积极倡导“多调少判”(特别在基层法院),更多地运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纠纷,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在当前的形势下,绩效考核作为法院的一项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工作是在最高法院三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出台后逐步推行的,是法院审判管理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推动法院审判体制改革,保证法院公正审判,提高审判效率,解决法官不作为和乱作为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建议,应将民商事案件调解率设置为法院或法院绩效考核的首重指标。着眼于当前的绩效考核短板,修正完善现有的调解考核机制,重点考核调解的质量兼顾数量,避免机械化考核产生弊端。在权重分配上,对于调解率的分值及权重予以适当提升,通过在调解率这项指标的分值权重上有所提升从而在民商事审判中推进“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的理念。

2、民商事法官个人业务能力评价应以强调解并重精审判为核心

调解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同时又是一种“高质量的审判”,对于调解工作做得好的法官给予更多的激励和更高的评价是合情合理的。将对调解工作的考核与晋升、奖励等激励机制相结合,增加其比重,从而有效调动法官调解积极性。这样确定下来的考核指标,既能够对法官形成一定的压力,使他们化外部压力为内部动力,促使他们努力完成目标任务,又不至于使他们产生畏难情绪,影响调解积极性。建立调解激励措施并不只盯着调解结案率,对于调解突出的例如调解成功并能当庭履行的亦给予一定的奖励,使调解激励措施与其他考核奖励制度形成兼容,通过加大对法官调解率的考核,或提高分值,或单独考核,以形成促进诉调对接工作发展的合力。我们建议,民商事法官个人业务能力评价应以强调解并重精审判为核心,应将有关反映结案解决纠纷效果的数据纳入考评体系,建立科学、严谨的审判管理和法官业绩考评体系。建议注重对结案效果的考量,改变过去片面强调某一种结案方式,忽视其他结案方式的做法,真正做到因案件的实际需要而选择适当的方式。

(六)践行“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理念取得的成效

“工匠精神”不独为机械劳动者所有,“工匠”意味深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相连。作为司法工作者的主体,法官理所当然地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2017年以来,昌吉州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始终秉持“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的民商事审判办案理念,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打磨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审判质效。

一是积极探索实践,努力实现突破。自2017年年初昌吉州中院民二庭提出“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的民商事审判办案理念以来。其以案结事了、胜败皆服、定纷止争为目标的做法,得到了主管、协管领导的高度赞扬,昌吉州中院其他庭室及各基层法院也积极向民二庭借鉴学习。

二是调解优先为引领,案结事了促和谐。在纠纷的化解方式上,注重综合应用法律、政策、经济、民俗等手段;纠纷的化解方法上,注重利用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纠纷的化解节点上,以庭前调解为沟通点,制定相应调解策略;以庭中调解为切入点,缩小差距,减少分歧;以庭后调解为感化点,力促案结事了;纠纷的化解效果上,力争达到“案结、事了、人和”,减轻当事人诉累,降低司法成本的目标,使原先单一的、被动的纠纷化解向多层次、全方位的纠纷化解方式转变。

三是推进巡回审判,努力践行“工匠精神”。充分利用巡回审判车这一载体,在基层因时、因地、因案大力开展“零距离”巡回审判,就地办案、就地化解、有案办案、无案说法,以“工匠精神”践行司法为民,运用极致、细致、精致的工作方法,讲求坚持、坚韧、担当,让司法更接地气,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17年2月8日,昌吉州中院民二庭一行来到奇台县金山社区,巡回审理了16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调解结案16件,调解率达100%。在赴奇台县巡回审理前,鉴于该16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涉及面广、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积怨已久,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进行庭前讨论,并对这批案件进行了预调撤分析,制定了调解方案。庭审结束后合议庭认为,如果按法律规定对这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进行判决,裁判结果将可能对其他业主产生一定影响,甚至会激化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审理这批案件要充分贯彻“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的办案理念,调解为最优的结案方式。经过合议庭成员的不懈努力,最终该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全部以调解方式结案。这种“让法官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做法帮助群众在家门口解决纠纷,赢得了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好评。该事迹还被《新疆法制报》、今日头条等媒体进行报道,得到了充分肯定。

四是在辖区法院大力推广,让司法更接地气。例如2017年木垒县法院通过召开民商事审判调解工作推进会,将昌吉州中院民二庭提出的“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的民商事审判办案理念向全体审判人员进行传达,让该院的调解能手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及具体案例,在会上交流调解经验、方法和体会,推广办案经验,促进共同提高。重调解,使木垒县法院2017年已结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1163件,调解率为57.98%,同比上升10.69%;精审判,使木垒县法院2017年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达1.08%,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5.35%,两项指标均位居昌吉州第一。2017年,木垒县法院的审判质效指标位居昌吉州第二。

2017年以来,昌吉州中院民二庭以“重调精判,案结事了”促司法审判,在司法实践中努力践行“工匠精神”,以对审判工作的高度热爱、高度责任心,专注于司法审判工作,不断提升审判质效。2017年民二庭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审结民事一审案件数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上诉案件数量大幅减少,仅有14件上诉案件,同比减少33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71.43%,同比提高98.45个百分点,案件审理效果显著提升;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49件,其中判决结案27件,被高院改判3件,发回重审1件,发改合计4件,同比减少9件,一审判决案件发改率为14.81%,同比下降57.41个百分点,一审案件质量明显提升;一审调解率40%,较2016年调解率26.7%同比提升13.3%,二审调解率基本持平。

五、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民商事纠纷与日俱增,“诉讼爆炸”已渐成实事,以促进纠纷解决为原则,如何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快速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经济发展是人民法院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在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中,我们要立足于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利弊,应该看到每种解纷方式的运用都会有其相应的临界点,过度追求就会适得其反。依据诉讼经济、诉讼费用相当原则和纠纷的形态,将判决等以国家强制力为手段作为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后盾。同时,也应该看到调解等非诉解决机制在民商事案件定纷止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分析民商事审判结案方式与再审信访关联度,提出“重调精判,案结事了”的民商事审判办案理念,充分发挥诉讼和调解制度的优点,又同时互补它们各自的制度缺陷,真正的起到了解决纠纷的良好司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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